“重阳”的名称，来自《易经》中的“以阳爻为九”。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谓“两九相重”，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故谓之“重阳”。明代张岱著《夜航船》云：“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曰‘重阳’。”

　　 先秦时期，各地习俗尚未融合流传，重阳节习俗鲜见于文字记载。现存与重阳节俗相关的蛛丝马迹，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之《季秋纪》：“(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当时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祖先以谢恩德的活动，与重阳时间大致吻合。

　　 明确提到“重阳节”，始见于三国曹丕《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到了汉代，《西京杂记》中有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提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馀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孙思邈《千金方月令》也称：“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唐代王维的诗句脍炙人口：“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

　　 《西京杂记》中还有“食蓬饵以拔妖邪”的记述，六朝以后改称“糕”，因“糕”与“高”谐音，象征着向上、进步、高升等。唐宋时，重阳佳节吃糕就颇为流行。吕原明《岁时杂记》中记载宋代民俗：“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曰‘愿儿百事俱高’，作三声。”这是古人九月做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宝塔之形，上面做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明代，宫中宦官宫妃从九月初一时，就开始一起吃花糕庆祝，待九日重阳，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以畅秋志。

　　 古人常将“上巳”与“重阳”，即“三月三”与“九月九”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上巳“踏青”春游、重阳“辞青”秋游对应进行。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重阳）有治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重阳节还是出嫁的女儿暂放家务、回家省亲的日子，俗谚有“九月九，搬回闺女息息手”。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归宁，食花糕。”清乾隆时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记载：“京师重阳节花糕极盛……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有女之家，馈遗酒礼，归宁父母，又为女儿节云。”

　　 插茱萸、求寿、登高、享宴、食糕、辞青、省亲……这些活动在历史延续过程中逐渐成为重阳节俗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杂糅过程中，使其文化内涵被不断延展丰富。

　　 重阳古已有之的各种习俗，在当今依然有其社会意义。古人对山岳的崇拜和对自然节令的遵从，可以继往传承，值此节日走出钢铁森林，亲近自然，欣赏秋景，浸润身心。

　　 因“九”是久长、久远的谐音，被赋予天长地久、健康长寿的寓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地方把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2006年5月20日，重阳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2月28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明确，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

　　 我国在“十四五”时期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普惠性养老服务，对国家和社会都极为重要。对年轻人来说，重阳节行孝道当是题中之意。中华传统文化的“百善孝为先”，在当下依然应当尊崇，但孝道并非年轻人的负担和枷锁，而成为维系长辈与晚辈关系的精神纽带之一。

　　 我们可以鼓励年轻人帮助老年人积极适应高科技的现代生活方式，引导老年人做好健康管理、进行技能升级，跳出自身舒适圈，丰富他们的晚年。步入老龄化社会，意味着老年人在安心养老之外，也被赋予新的要求，甚至需要承担新的社会使命。让老年人有质量地生活，不贴标签、不设壁垒、勇于尝试，打破和年轻人之间的“次元壁”，才是让社会持续迸发活力、蒸蒸日上的长久之计。

　　 而重阳节这一历经千年的传统节日，在“新民俗”和“新孝道”的加持下，也必将绽放新的光彩。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综合业务部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