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 刘晓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之《五月竞舟》（局部），故宫博物院藏。资料图片

辽南小河口村端午节悬挂布猴的照片，见于1935年日本画册。作者翻拍

　　【著书者说】

　　人生即相遇。一个人的研究历程，何尝不是一次次偶然相遇。回首看《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这本书，里面一次一次就是偶然的学术相遇。

　　配图中的老照片，是2012年我在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员时，在一本1935年日本人编辑出版的相册中偶然看到的。照片题为“端午节风俗”，拍的是辽南小河口村端午节在门口悬挂布猴的情景。

　　对我来说，这布猴是谜一样的布猴。照片解说云：“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时，有家家民居门口以桃枝悬挂布猴子的风俗”。我曾对端午节做过很多研究，写过十几篇论文，主编过二百多万字的研究资料集，对全国端午节俗算有一个大致了解，却没听说过这样的习俗。老友杨秀家在辽南，帮我做了田野调查，发现端午在门口悬挂把门猴的习俗在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地区相当流行。人们称这猴叫“把门猴”，端午早晨挂在房门外的门楣东侧。从字面理解，把门猴即把守门户的猴，有看家护院的职能。与同挂的艾蒿一起避邪祟，保平安。近几年，家庭手工做的把门猴几乎不见，代之以市场售卖的批量生产的新式把门猴，新在其形制稍大，色彩更美观，多以红色或橙色等亮色为主，杂以金丝线、塑料亮片和珠子等装饰。呈曲膝蹲姿，怀抱一桃，模样颇可爱。我还发现有一些和布猴子相关的网页，主要集中在以大连为中心的辽南地区。图片上看到的布猴，与八十年前照片上的布猴外型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新的造型主要是受到《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更多的影响。

　　研究了三十多年古代时间文化，我有一个发现：所有中国节日中，端午节是最复杂的一个节。

　　端午节意涵丰富，“午”是中心

　　端午节的复杂首先表现在叫法上。端午、端阳、端五、端节、重五、重午、夏节、天中节、龙舟节、粽子节、药节、蒲节、女儿节、浴兰节、五月节、诗人节……端午有这么长长的一串节名，这还没包括流行于南方很小一片区域的“当五汛”，日本的男孩节、菖蒲节，韩国的“上日”等多种叫法。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节俗和由来，端午节是个多么复杂的节，已经不难想象。

　　从节日传说看端午也足够复杂。节日传说是重要节日的标配。比如说到寒食节，都讲介子推，说到七夕节，都说牛郎织女。可轮到了端午节，事情就乱了。端午节起源有纪念屈原、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纪念马援、纪念陈临等说法，还有起源于越王勾践的传说。闻一多先生提出端午为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黄石先生提出端午源于上古逐疫说，陈久今先生提出古代越人新年说，而越南流传的是刘阮入天台故事等等。我在日本留学时，还发现日本的一个传说说端午节是纪念上古高辛帝淹死在海里的儿子。

　　再说端午节俗，那就更丰富了。端午节俗事项繁多，古人在端午日炼剑、炼镜、采药、制药、祭药、晒药，在端午节用浴兰汤、饮雄黄酒、菖蒲酒、艾酒，在端午节插艾叶、挂雄黄袋、焚避瘟丹，在端午节制艾人、艾虎、蒲人、蒲葫芦为饰，制蒲剑、蓬鞭、蒜拳、桃枝于床边，在端午节挂虎饰、穿老虎兜肚，穿五毒衣、系五色丝、戴五色花纸，在门前系朱索、贴五毒符、张贴张天师像、钟馗像，此外还有斗百草、斗力、厮打、拔河、决射、龙舟、打石头仗等等节俗活动。几十个节日事项排下来，足以让人产生眼花缭乱之感。确认了辽南端午节悬挂布猴的习俗，让端午又添了一个新的节俗事项。可是，端午节为什么悬挂布猴？

　　回答来自另一次相遇。某日读到余欣的论文《天命与星神——以敦煌〈星供陀罗尼符〉为例解析中古星命信仰》，我很受启发，仿佛看到了从辰星信仰这一角度给出答案的可能。

　　前面说到端午节名字众多。可为什么“端午”这个名字能脱颖而出，成为最普遍使用的叫法呢？因为在多种起源传说和复杂的节俗背后，都有个火热的“午”在，“午”是端午节的中心，是端午节最坚硬的核。

　　这个“午”首先是“午月”。古人以十二属相标记十二月，从十一月（子鼠）起首排下来到五月是午马，所以五月又称午月，是夏至月，与十一月的冬至月遥相对应，是一年阴阳转换的重要关节点。《淮南子》云：“芒种加十五日，斗指午，则阳气极，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在古人的知识体系中，夏至有三重意义，“至有三义，一以明阳气之至极，二以明阴气之始至，三以见日行之北至，故谓之至”。也就是说，午月是一年阳气最足的月份，是阴气起始的月份，又是太阳走到北回归线至点的月份。

　　这是古代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获取天地纯阳之气的重要时令，即“用阳”。这在铸器铸剑和中医药采药制药等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另一方面，五月阳气太盛，其力过强。过强则为恶，所以在古代被称为“恶月”，很早就有许多禁忌。如《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俗话说的“善正月，恶五月”。老北京人忌讳五月搬家、糊窗槅和剃头（见《帝都岁时纪胜》），应当都和五月为恶月的说法相关。

　　阳过强则须避之。《后汉书·礼仪志》说“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日朱索五色印（桃印也）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朱索、五色印这些门饰，为的都是破过剩的“恶气”。《盖平县志》解释有关端午节为什么要避毒时，也讲“五月属午，五日为端午，二午相属，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故用艾蒿、桃枝、朱砂、雄黄等物解之”，用的是一个道理。

　　“午”是熊熊大火、是炎炎盛阳。“午”才是端午节最坚硬的核。

　　挂布猴的端午节

　　我推想端午节挂布猴的习俗，也和“午”这团火有关。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端午节祭祀水神的论文。我注意到在中国流传的有关端午节几种节日起源传说，都是主人公死于水中，具有水神的神格。端午节纪念马援的传说，也与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这一称号有关。以水镇火，是端午节节俗传说背后重要的逻辑环节。如果端午挂布猴也是要镇住端午之阳炎，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猴为申，五行属金，显然沿着传统中国的阴阳五行这一思路推演是通不过的。因为要把端午的布猴理解为镇火之猴，这只猴就一定要有“水”的属性不可。问题是古代有水属性的猴吗？

　　别说，还真就找到了这样一只“水猴子”。《天命与星神》一文中讨论的炽盛光佛旁边的辰星妇人，她着青衣，头戴猿冠，手持纸笔文卷。研究者认为这份扮相来自于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赫尔墨斯，即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而头戴的猿冠，据研究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影响。唐代的天文星象吸纳了来自西域传播过来的各种新知识，对于星辰的想象也出现了新变化。戴着猿冠的辰星就是其一。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的辰星，猿冠画得非常清楚。而在宁夏贺兰宏佛塔出土的《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宿图》中，水星女相左手握一卷纸札，这只猴子已经下到地上双手捧砚。而波士顿博物馆藏南宋张思恭绘辰星神图，辰星就是水星，图中捧着砚台的猴子，毫无疑问是一只“水猴子”。

　　按照以水镇火的逻辑思维理解端午节门口装饰布猴这一节俗，可以找到的就只有这只“水猴子”了。可惜关于这只水属性的猴子，至今尚无任何深入的学术性讨论，但其实很值得研究。唐宋之际出现“猕猴宜马”的观念，盛行养猴于马厩，到了明代，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更借玉帝之手，安排猴王孙悟空为“弼马温”。细细思量，这背后同样有“辰水”镇“火马”的逻辑。如果再深入一步讨论，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古老的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可以看到这两组神秘图式的方位中，唯一一直对立存在的，正是坎（水）与离（火）这两极。

　　走向古代时空，重思科学与想象

　　到这里我们已经走近通向一个学术世界的路口，和我们相遇的，是一个中国的古代世界。

　　借助九十年前挂在辽南小河口村一只布猴的照片，我们尝试走进端午节产生的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中，并试图借助古代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一民俗事项。在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端午节背后这个古代时间文化体系？今天该怎样看待这些古代人的思维逻辑？如何理解用这些逻辑构建起来的古代时空？

　　这个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我们的先人通过对世界认真的观察，又发挥自己的想象构建起来的。这一原生的中国古代时间体系有的基于对大自然变化的科学观察，有的则基于对这个世界存在方式的浪漫想象，与世界的真实存在有很大的距离。而基于这一体系而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在古代一直是东亚以至于世界上最发达的文化体系之一。这一时间文化体系将四时万物变化的规律或总趋势高度概括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个阶段，对四时、八节、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和气候都有系统的描述，并且融汇天地为一体、融汇人与自然为一体，它以象数变动为基本框架，为人与人的社会给出了一系列根本的规定。

　　端午节相当一部分民俗就建立在对五月夏至的理解之上，以太阳周年运行中的变化拐点带给大自然的各种转变为基础，这一部分今天看是科学的。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民俗则建立在诸多对时空的想象的基础上,这些想象有些可能并不科学，但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因为所有这一切组合成的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世界，就是我们长期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东亚地区文化发展的中心，中国古代的这一时间文化体系还影响到了日本、朝鲜，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并且至今依旧存在于他们的时间生活之中，构成了东亚地区文化认同的重要基因。这一区域所共同拥有的以正月、端午、二十四节气等为标志的时间文化，可以说是整个东亚区域共同的文化财富，需要我们以尊重的目光审视它是如何萌芽、生长以及是如何在历史中开枝散叶的。

　　知识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文化多元化越来越重要，为了在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在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挖掘和重新认识。这一趋势发展的着重点，正是在于看清楚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和别人不一样。在这样的时代，能将自己的学术视线聚焦于端午背后的古代世界，能有机会细细为人讲述一个古老而又瑰丽神奇的时间文化体系，幸甚至哉。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